2022年的疫情期間，被封控長久的丹東有位女兒帶父親看病。父女倆帶有社區開的證明，還有當日的核酸陰性結果，但就因為健康碼是黃碼而不是綠碼，遇到的警察不予放行，結果父女倆情緒激動，發生衝突，警察將女子推倒，其父親打擊警察臉部，最後女子因阻礙執行公務，被行政拘留10日。其父親因涉嫌襲警，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。
此事引起強烈的社會共鳴。輿論幾乎一邊倒地反對警察的暴力執法。依據常識，就和紅綠燈一樣，紅燈是限行，綠燈是放行，設立黃燈的目的，就是考慮到紅燈和綠燈之間需要個人判斷的情形。我想健康碼的初衷也該是這樣：紅碼不能出行，綠碼不得阻擋，但是看到黃碼，就需要個人判斷了。如果黃碼也限制，那隻留紅碼綠碼，讓機器執行好了，要人幹什麼？
如果父女有社區證明，有核酸陰性結果，依然是黃碼，則可能是系統出現了錯誤，或是有所延誤。從動機上看，父女出行是為了看病拿葯。那位警察死板板地根據黃碼顯示，禁止通行，說明警察自己背離了黃碼背後所依據的常識：也就是說，此事需要個人的判斷。一刀切不許通行，除卻新冠不是病，阻礙人家看病拿葯，實在是匪夷所思。
哪怕是在古埃及，也說不過去。《出埃及記》的一開始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：以色列人約瑟，被弟兄賣到埃及，在埃及紮下根。他家族的很多人在埃及寄居，生養眾多，後來新的法老不認識約瑟，對以色列人的繁衍產生了擔心，害怕以色列人壯大起來，有朝一日會和仇敵一起，攻擊自己。於是，法老下令用重擔害以色列人，誰知道以色列人越發壯大。最後法老開始搞“計劃生育”，要以色列的接生婆看到希伯來婦人生育的時候，將男嬰殺死。
這兩個接生婆，一個叫施弗拉，一個叫普啊，都是以色列人。面臨法老王的殺嬰命令，《出埃及記》1:17記載：“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”這兩個接生婆真是膽大包天啊，竟敢違抗法老的命令。這是救了他人，自己死路一條。果然，法老召見了她們，問她們為什麼這麼做，兩位接生婆說，希伯來婦女比較健壯，接生婆自己還沒有到，她們就把孩子生下來了。《出埃及記》記載：“神厚待收生婆…收生婆因為敬畏神，神便叫她們成立家室。”（1:20-21）。
我非常敬佩這兩位接生婆，她們極有勇氣。對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人來說，她們敬畏神，敬畏更大的命令，關愛生命，才會有這種置自己生命於不顧的行為。哪怕對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，憑藉常識，對於一些惡法和一些反人類的規定，是否要去嚴格執行？這時候難道一個人真的沒有選擇，沒有基於常識和良知的判斷嗎？
我們再說說一個納粹的故事。1961年4月11日，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，審判德國納粹的頭領艾希曼。猶太裔思想家漢娜·阿倫特，以《紐約客》特約撰稿人身份，報道了這場審判。1963年，她出版了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——艾希曼審判報告》。其中提出了後來廣為人知的“平庸之惡”一說。漢娜·阿倫特認為，人的罪惡分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“極端之惡”和參與者的“平庸之惡”。這平庸之惡，指的是忽略明顯的惡行，甚至直接參与這種惡行。
我們再說一個故事。德國統一之前，經常有東德人翻越柏林牆逃到西德，被東德守衛的士兵射殺。為此死亡的東德人有兩百多。柏林牆倒塌後的1992年，當年的一位士兵亨里奇（Ingo Heinrick)，因開槍射殺20歲的克里斯·傑弗瑞(Chris Gueffroy）被判刑。當時審判的法官西奧多·塞德爾（Theodor Seidel）稱，不是所有合法的都是正義的（”Not everything that is legal is right’）。”面對士兵只是奉命行事的辯護，法官說：“我們不可以因為權力結構，而忽略自己的良知去殺人。”
此案中一共四人受審，開出致命一槍的亨里奇被判了三年半，另外一位開槍而未致命的安德烈·庫恩帕斯特（Andreas Kuehnpast）被判了兩年，緩期執行。還有兩位因為“沒有殺害意圖，也沒有執行殺害命令”，被無罪釋放。四個人不同命運，唯一不同的是執行惡令的時候，各有自己的分寸和判斷。有的人槍口抬高了一寸或者降低了一寸，不至於讓人喪命，這也是一種選擇。
記住兩位以色列的接生婆，施弗拉和普啊，但願她們的勇氣和智慧，帶給我們更多的啟發。